日據時代的台灣司法史上，有不少奇聞，由台中地院所保存的公證文書中，有一件是一名日本女性，為了償還家中向娼妓業者借貸的三百廿元款項，由其父將她交由業者，跨海帶到台灣從事娼妓，這件編號明治四十五年七四八號的公證書原本，堪稱是日本娼妓引進台灣的首件契約。
司法院所編撰的「百年司法─司法、歷史的人文對話」一書，收錄了多件有趣的案例，台中地院另有一本「妻登記簿」，乍看之下， 難明究裡，但進一步了解，則可溯源至日據時代的台灣民風習俗。
原來依據日據時代的日本民法，妻子是限制行為能力之人，如果要對外營業、做生意，必須先得到法定代理人，也就是丈夫的允許，並明定營業範圍，法院因而設有「妻登記簿」；至於妾室反而不必受法律限制，形成「妻不如妾」的特殊現象。
在日治時期，台灣先民已經懂得爭取自身權益，一八九六年，日本統治的第二年，有位台灣婦人，因其過世的丈夫生前曾和人和夥作生意，丈夫死後她上法院要求對方返還丈夫出資經營事業的款項，並獲得勝訴。還有位居住在埔里的台灣人，因日據初期治安不佳，為了躲避土匪而逃離家園，以致房子被日本人占據，後來他向法院提出訴訟請求返還，亦獲得勝訴判決。
埔里還有位原住民，為了一頭水牛與他人涉訟，不惜告上法院，此一現象顯見無論漢人或原住民，在日本統治期間，因法院都有相當的可親近性，讓百姓願意為了爭取自己的財產權益而向國家請求。
一九二五年有個台灣人被警察刑求致死，家屬為死者聘請律師，向法院提出喪葬費及精神慰撫金等民事損害賠償；日治時期，警察雖掌握大權，但仍受到法律的節制，曾經有個日本警察因乘職務之機，向民眾恐嚇取財，而遭判刑。
至於民事強制執行制度，日治時期也相當普遍，民眾已懂得找律師協助，查扣債務人的財產，從法院的執行卷宗，還可以看出查扣的八仙棹、腰掛、香爐、大鏡的市價。
2011-02-04 http://news.chinatimes.com/reading/110513/112011020400047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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